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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發展歷程、現狀、問題與策略

2019-12-04

新中國建國近70年, 我國公共衛生事業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為保障人民健康、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2017年10月,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 實施健康中國戰略, 要完善國民健康政策, 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

堅持“以基層為重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預防為主、中西醫并重、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衛生與健康工作新方針, 對我國公共衛生工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01

發展歷程

公共衛生體系是指在一定的權限范圍內提供必要的公共衛生服務的各種公共、民營和志愿組織的總體。 它常常被描述為具有不同作用、關系和相互作用的網絡, 為整個社區和地區公眾健康和福祉服務的各種組織關系。 目前我國已經形成了基本完善的以政府為主導, 包括國家、省、市、區縣、鄉鎮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為主體,

財政、社保、農業、教育、體育、科技和食藥監、媒體等多個部門配合, 全社會參與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 確定了政府在公共衛生中的角色, 即決策者、出資者、組織動員者、服務提供者以及執法者, 公共衛生服務的公益性, 決定了政府在其中舉足輕重的多重作用。

新中國成立至20世紀70年代末, 我國初步建立了覆蓋縣鄉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 堅持預防為主, 開展愛國衛生運動, 取得了顯著成效。 20世紀80年代后期, 由于經濟體制改革和財政體制的推進以及其他經濟社會條件的變化, 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遭受了較大沖擊, 特別是農村的疾病預防體系功能逐漸削弱。 2003年SARS之后, 政府加大了對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決心和行動, 我國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得到了顯著加強。 2006年3月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衛生監督局成立,

“中央、省、市、縣”四級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和衛生監督體系基本建立。 2009年,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全面加強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 國家對公共衛生體系的構成、功能定位以及發展方向提出了具體要求。 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以來, 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得到大力推進, 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和重大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全面實施, 公共衛生服務和突發事件衛生應急處置能力不斷增強, 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水平不斷提高, 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取得明顯效果。

02

發展現狀

基本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組織架構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 覆蓋我國城鄉居民的公共衛生體系已基本建立, 截至2017年末, 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共9.3萬個, 專業公共衛生機構19896 個,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3457個, 其中:省級31個、市(地)級412個、縣(區、縣級市)級2773個。

衛生計生監督機構2992個, 其中:省級31個、市(地)級395個、縣(區、縣級市)級2523個。 專科疾病防治機構1200個、婦幼保健機構3077個。 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152.9萬張, 專業公共衛生機構床位數26.3萬張, 分別占全國總床位數的19.3%和3.3%。 2017年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衛生人員382.6萬人(占32.6%), 專業公共衛生機構衛生人員87.2萬人(占7.3%), 每萬人口專業公共衛生機構人員6.28人。

從機構組成來看, 我國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由專業公共衛生服務網絡和醫療服務體系的公共衛生服務職能組成。 專業公共衛生服務網絡包括疾病預防控制、健康教育、婦幼保健、精神衛生防治、應急救治、采供血、衛生監督、計劃生育等專業公共衛生機構。 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和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等城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免費為全體居民提供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 其他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作為補充, 專業公共衛生機構負責組織實施國家重大公共衛生服務項目。

醫院依法承擔重大疾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監測、報告、救治等職責以及國家規定的其他公共衛生服務職責。

公共衛生立法已初具規模

1989年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的頒布實施, 標志著公共衛生法制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此后, 我國陸續制定和頒布了《紅十字會法》、《母嬰保健法》、《食品衛生法》等公共衛生法律。 國務院發布或批準的法規有30余條, 包括:《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血液制品管理條例》、《傳染病防治法實施辦法》、《學校衛生工作條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理條例》等;以及國家衛生計生委(原衛生部)頒布了400多個規章和2000余個衛生標準, 內容涉及食品、災害醫療救援、核事故醫學應急、食物中毒、職業危害事故的預防等等。 使我國公共衛生立法初具規模, 為我國公共衛生法制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公共衛生籌資保障機制逐步完善

我國公共衛生籌資機制是政府對公共衛生進行投入并直接提供服務,2017全國衛生總費用為52598.8億元,占GDP的比重為6.2%,其中政府支出15205億元,占衛生總費用的28.9%。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和重大公共衛生服務項目,所需經費主要由政府預算安排,有明確的補助標準,并隨社會經濟發展不斷提高,明確了政府在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方面的籌資責任,為項目實施提供了保障條件。近年來,各級政府積極探索以購買的形式提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 2014年底,財政部印發的《關于購買服務管理辦法(暫行)的通知》中將醫療衛生納入政府購買服務指導性目錄。2015年1月,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關于開展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試點工作的通知》,要求每省選擇3~5個城市或地區開展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試點工作,取得經驗后逐步擴大試點范圍。農村婦女乳腺癌、宮頸癌篩查等七大類項目列入首批試點項目目錄。

公共衛生管理水平不斷提高

公共衛生管理體系的構建和完善離不開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以及政府對相關工作的關注與重視。我國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實施之后,不僅針對公共衛生管理模式進行了革新和突破,就整體公共衛生管理體系也進行了優化和完善,使其向著科學化和規范化發展,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顯著提升,面對越來越嚴峻的現實需求,國家對公共衛生管理模式的改革創新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制度要求,也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給予了相應傾斜。與以往相比,我國社會公共衛生管理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公共衛生與公眾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

03

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公共衛生體系發展滯后,缺乏頂層設計

《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公共衛生服務體系要與醫療服務、醫療保障、藥品供應保障等三個體系配套建設,協調發展,形成四位一體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目前醫改取得了重大進展和明顯成效,綜合醫院改革不斷深化,全面醫療保障體系持續健全,藥品供應保障體系逐步完善,但是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改革發展相對滯后于經濟和其他社會事業發展,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現狀與人民日益增長的健康需要不適應的矛盾還相當突出。一方面,一些傳統傳染性疾病和公共衛生問題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許多新發傳染病和慢性病等新的公共衛生問題又不斷出現,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能力尚不適應需求;另一方面,隨著社會醫學模式的轉變,衛生資源的有限性與公共衛生需求無限性之間的矛盾,對疾病預防控制及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預防和控制傳染性疾病仍是今后我國公共衛生工作的重要部分,特別是對新發傳染病的識別和控制及其帶來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處置;伴隨工業化、城鎮化及老齡化的進程加快,我國慢性病出現“井噴”狀態,成為威脅居民健康最主要原因。而當前以傳染病防控為主要任務建立起來的傳統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對慢性病的防控無論是在人員技術儲備、社會動員、信息收集、分析及發布、機構間分工管理協調、資源調配等方面均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體系發展面臨調整轉型。

目前我國政府缺乏城市公共衛生建設發展的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各部門對“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理解差異較大,各自為戰;各級政府對轄區內公共衛生資源統籌、體系建設、條件保障等工作重視不一、效果各異;各專業機構高度組織化領地化,醫防體系長期割裂,尚未能實現以人為本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服務;醫療機構承擔公共衛生職能定位不明確,公共衛生機構、醫療機構分工協作機制不健全、缺乏聯通共享,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合作不夠、協同性不強,服務體系難以有效應對日益嚴重的慢性病高發等健康問題;疾病預防控制的網底不牢、職責不清。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包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鄉鎮衛生院等)基礎差、底子薄,服務能力低的狀況依然存在;對比國際標準,應急隊伍、裝備儲備、培訓演練、宣教科研、監測預警、應急處置、善后評估八個維度仍有一定差距和不足。

重治輕防的思想觀念阻礙公共衛生體系建設

由于政府衛生主管部門職能設置以及醫學教育存在的問題,我國的醫療系統和公共衛生系統之間的協調和配合存在一定的先天缺陷,臨床醫生只關注個體疾病,忽略了人群疾病流行模式的變化,公共衛生領域雖然注重健康教育和危險因素控制,但不能發揮臨床醫學在疾病早發現、早治療中的作用,臨床醫學與公共衛生的割裂,嚴重影響到我國的疾病控制工作。在醫學教育中出現臨床醫學和預防醫學教育互不交叉,實際工作中存在“防治”分離現象。二者的漸行漸遠不僅不能互補發揮彼此作用,反而導致鴻溝和裂痕不斷加大,導致居民健康得不到保障。

財政投入總量、結構及方式不適應公共衛生體系發展需要

各級政府對公共衛生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但財政投入不足、結構不合理是明顯的。一是醫療衛生支出在地方財政總支出中占比較低;二是在較低的醫療衛生投入中,公共衛生占比更低;三是公共衛生在體系建設(軟、硬件)層面的投入較低;四是公共衛生經費投入方式單一。除公共衛生財政投入外,其他重大專項投入、社會捐助等形式少;五是各地區間公共衛生投入不均衡。

公共衛生人才隊伍不穩定,發展乏力

人才隊伍的梯隊建設、專業能力配置及管理缺乏系統規劃,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另外,公益一類改革對整個公共衛生系統的人員穩定造成較大沖擊,公益一類改革后,公共衛生機構人員收入水平普遍下降,造成人員流失嚴重;基層公共衛生人員工作量大,壓力大,但職業獲得感和物質激勵均不能合理匹配,致使基層公共衛生隊伍穩定性受到影響。

公共衛生信息化整體滯后,投入及人才缺口較大

現有信息系統多是圍繞特定領域和范圍而建設的,屬于相對封閉的系統,缺少能滿足互聯互通、信息共享的信息平臺,更不能滿足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服務需求。信息化建設公共資金投入不足,人才缺乏。與當前衛生信息化建設的需求相比,投入不足且資金投入渠道單一,同時,具有醫學、公共衛生和信息學等多重背景的復合型衛生信息化人才明顯缺乏,人才引進政策也相對乏力。信息安全與信息公開間的平衡尚未有明確的制度安排。公民及患者的健康隱私保護與信息公開惠民服務建設尚缺乏明確的政策和優選的范例。

法制建設不完善,行政賦權缺失

我國公共衛生法律體系尚不健全,現行的法律法規基本上都定位于公共衛生的某一領域,而缺乏對公共衛生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職能定位、人物、性質、利益各方在責任和義務進行明確界定的《公共衛生法》或《衛生法》母法,現有的一些法律法規有些條款修訂不及時,導致現有賦權難以適應實際工作要求,制約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

04

有關策略建議

建立完善新時代公共衛生體系建設

政府應明確新時代我國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的框架、定位、服務目標、管理機制、組織機制和內部運行機制等。健全專業公共衛生機構、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三位一體”的疾病預防控制機制,推進防治結合,將疾控體系建設列入深化醫改的重點任務。以黨的十九大報告精神為指引,堅持新時期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應將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目標納入各級政府年度政府工作目標管理,整合社會資源,充分發揮醫療衛生機構現有資源規模效應,建立完善功能互補、協作密切、責權清晰、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新時代公共衛生體系,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優質高效的公共衛生服務。

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對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的構建有較為完善和成熟的經驗。在頂層設計上,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實踐均秉持“以人的健康權益為核心”和“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理念,以保障和促進健康為出發點,以立法的形式明確相關部門或機構的公共衛生職能,從而保證國民的基本健康權利;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行使其職能,制定公共衛生體系所需提供的基本服務內容,并針對本國公共衛生的具體問題和需求提供不同的針對性的公共衛生服務。在公共衛生體系管理上,逐步建立了跨部門、跨區域的管理體制與協調機制;明確以公共財政為主的政府保障責任,同時建立多渠道、可持續的籌資機制;發展分工明確的公共衛生人才隊伍;由政府專項支持,頂層規劃、統一標準,構建整合協同、互聯互通的公共衛生信息系統。

構建醫防結合的衛生服務體系

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充分意識到醫防結合的重要性,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明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管理職責和籌資職責,制定長效投入機制,將公共衛生服務與醫保結合,使醫保由原有的單純購買醫療服務向購買預防、康復等綜合型醫療服務發展。

優化財政投入模式,建立多渠道籌資機制

在公共衛生籌資中,應充分體現政府在公共衛生中的職責,發揮公共財政的作用。可采用調整衛生投入結構的方式,使公共衛生投入占衛生事業經費的比例有所提高,這實際上也有利于政府職能的轉變,即從管醫院、管服務提供,轉變為管居民的衛生服務需求和居民健康,這一思路實際上是許多國家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采納,并將之作為分配衛生投入的重要依據,在強調政府在公共衛生中的作用,同時鼓勵社會捐贈或資助,探索建立多渠道投資機制。

加強公共衛生體系人才隊伍建設

應優化衛生人力結構,建立公共衛生與臨床醫學復合型人才培養機制,防止目前這種公共衛生工作游離于臨床治療以外的情況,體現真正的防治結合,預防為主的衛生工作方針。二級以上醫療機構要設置公共衛生科室和公共衛生醫師崗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要配備公共衛生執業(助理)醫師并具體落實疾控任務,形成分工明確、信息共享、互聯互通的工作機制完善公共衛生服務人員激勵機制,健全相應的薪酬制度,體現工作價值,充分調動人員積極性,提高工作效率,完善績效考核制度。同時吸引高端人才和學科帶頭人,在待遇、科研經費、職稱晉升等方面基于政策傾斜,建立人才培養和人才合力流動機制,進一步健全公共衛生人才培養體系,提高公共衛生人才隊伍整體素質。

完善公共衛生信息化建設

公共衛生信息化是貫徹國家信息化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是落實醫改任務的迫切要求,信息化日益成為更好地解決公共衛生服務需求與服務供給的矛盾,提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能力,提高科學管理水平、衛生服務質量和效率的有力手段。應堅持政府主導,全面統籌,以健康檔案為核心,實現區域衛生系統和共享,建立和完善覆蓋全國的慢病監測系統,全面推廣健康危害因素監測、生命登記監測系統、三級衛生信息平臺等,加強信息安全體系建。同時促進公共衛生大數據的應用,提升信息分析利用能力,以人為本構建智慧型公共衛生體系,促進全民健康保障的公共衛生服務。

完善公共衛生法律體系

法律法規的完善是公共衛生工作的有力保障,雖然目前我國已有眾多衛生相關法律法規,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法的母法一直缺失,2017年12月22日《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草案》已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這是衛生與健康領域第一部基礎性、綜合性的法律,本《草案》的公布是醫療衛生法治建設的重大突破,我國終于有了一部醫療衛生基本法,根本改寫了醫療領域法治不健全的局面,使人民健康有了法治保障,使十九大提出的健康中國戰略有了法治基礎。為建立科學、完備的衛生法治體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來源:《中國公共衛生》雜志;作者:王坤 等人。

公共衛生籌資保障機制逐步完善

我國公共衛生籌資機制是政府對公共衛生進行投入并直接提供服務,2017全國衛生總費用為52598.8億元,占GDP的比重為6.2%,其中政府支出15205億元,占衛生總費用的28.9%。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和重大公共衛生服務項目,所需經費主要由政府預算安排,有明確的補助標準,并隨社會經濟發展不斷提高,明確了政府在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方面的籌資責任,為項目實施提供了保障條件。近年來,各級政府積極探索以購買的形式提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 2014年底,財政部印發的《關于購買服務管理辦法(暫行)的通知》中將醫療衛生納入政府購買服務指導性目錄。2015年1月,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關于開展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試點工作的通知》,要求每省選擇3~5個城市或地區開展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試點工作,取得經驗后逐步擴大試點范圍。農村婦女乳腺癌、宮頸癌篩查等七大類項目列入首批試點項目目錄。

公共衛生管理水平不斷提高

公共衛生管理體系的構建和完善離不開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以及政府對相關工作的關注與重視。我國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實施之后,不僅針對公共衛生管理模式進行了革新和突破,就整體公共衛生管理體系也進行了優化和完善,使其向著科學化和規范化發展,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顯著提升,面對越來越嚴峻的現實需求,國家對公共衛生管理模式的改革創新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制度要求,也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給予了相應傾斜。與以往相比,我國社會公共衛生管理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公共衛生與公眾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

03

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公共衛生體系發展滯后,缺乏頂層設計

《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公共衛生服務體系要與醫療服務、醫療保障、藥品供應保障等三個體系配套建設,協調發展,形成四位一體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目前醫改取得了重大進展和明顯成效,綜合醫院改革不斷深化,全面醫療保障體系持續健全,藥品供應保障體系逐步完善,但是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改革發展相對滯后于經濟和其他社會事業發展,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現狀與人民日益增長的健康需要不適應的矛盾還相當突出。一方面,一些傳統傳染性疾病和公共衛生問題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許多新發傳染病和慢性病等新的公共衛生問題又不斷出現,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能力尚不適應需求;另一方面,隨著社會醫學模式的轉變,衛生資源的有限性與公共衛生需求無限性之間的矛盾,對疾病預防控制及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預防和控制傳染性疾病仍是今后我國公共衛生工作的重要部分,特別是對新發傳染病的識別和控制及其帶來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處置;伴隨工業化、城鎮化及老齡化的進程加快,我國慢性病出現“井噴”狀態,成為威脅居民健康最主要原因。而當前以傳染病防控為主要任務建立起來的傳統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對慢性病的防控無論是在人員技術儲備、社會動員、信息收集、分析及發布、機構間分工管理協調、資源調配等方面均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體系發展面臨調整轉型。

目前我國政府缺乏城市公共衛生建設發展的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各部門對“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理解差異較大,各自為戰;各級政府對轄區內公共衛生資源統籌、體系建設、條件保障等工作重視不一、效果各異;各專業機構高度組織化領地化,醫防體系長期割裂,尚未能實現以人為本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服務;醫療機構承擔公共衛生職能定位不明確,公共衛生機構、醫療機構分工協作機制不健全、缺乏聯通共享,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合作不夠、協同性不強,服務體系難以有效應對日益嚴重的慢性病高發等健康問題;疾病預防控制的網底不牢、職責不清。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包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鄉鎮衛生院等)基礎差、底子薄,服務能力低的狀況依然存在;對比國際標準,應急隊伍、裝備儲備、培訓演練、宣教科研、監測預警、應急處置、善后評估八個維度仍有一定差距和不足。

重治輕防的思想觀念阻礙公共衛生體系建設

由于政府衛生主管部門職能設置以及醫學教育存在的問題,我國的醫療系統和公共衛生系統之間的協調和配合存在一定的先天缺陷,臨床醫生只關注個體疾病,忽略了人群疾病流行模式的變化,公共衛生領域雖然注重健康教育和危險因素控制,但不能發揮臨床醫學在疾病早發現、早治療中的作用,臨床醫學與公共衛生的割裂,嚴重影響到我國的疾病控制工作。在醫學教育中出現臨床醫學和預防醫學教育互不交叉,實際工作中存在“防治”分離現象。二者的漸行漸遠不僅不能互補發揮彼此作用,反而導致鴻溝和裂痕不斷加大,導致居民健康得不到保障。

財政投入總量、結構及方式不適應公共衛生體系發展需要

各級政府對公共衛生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但財政投入不足、結構不合理是明顯的。一是醫療衛生支出在地方財政總支出中占比較低;二是在較低的醫療衛生投入中,公共衛生占比更低;三是公共衛生在體系建設(軟、硬件)層面的投入較低;四是公共衛生經費投入方式單一。除公共衛生財政投入外,其他重大專項投入、社會捐助等形式少;五是各地區間公共衛生投入不均衡。

公共衛生人才隊伍不穩定,發展乏力

人才隊伍的梯隊建設、專業能力配置及管理缺乏系統規劃,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另外,公益一類改革對整個公共衛生系統的人員穩定造成較大沖擊,公益一類改革后,公共衛生機構人員收入水平普遍下降,造成人員流失嚴重;基層公共衛生人員工作量大,壓力大,但職業獲得感和物質激勵均不能合理匹配,致使基層公共衛生隊伍穩定性受到影響。

公共衛生信息化整體滯后,投入及人才缺口較大

現有信息系統多是圍繞特定領域和范圍而建設的,屬于相對封閉的系統,缺少能滿足互聯互通、信息共享的信息平臺,更不能滿足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服務需求。信息化建設公共資金投入不足,人才缺乏。與當前衛生信息化建設的需求相比,投入不足且資金投入渠道單一,同時,具有醫學、公共衛生和信息學等多重背景的復合型衛生信息化人才明顯缺乏,人才引進政策也相對乏力。信息安全與信息公開間的平衡尚未有明確的制度安排。公民及患者的健康隱私保護與信息公開惠民服務建設尚缺乏明確的政策和優選的范例。

法制建設不完善,行政賦權缺失

我國公共衛生法律體系尚不健全,現行的法律法規基本上都定位于公共衛生的某一領域,而缺乏對公共衛生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職能定位、人物、性質、利益各方在責任和義務進行明確界定的《公共衛生法》或《衛生法》母法,現有的一些法律法規有些條款修訂不及時,導致現有賦權難以適應實際工作要求,制約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

04

有關策略建議

建立完善新時代公共衛生體系建設

政府應明確新時代我國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的框架、定位、服務目標、管理機制、組織機制和內部運行機制等。健全專業公共衛生機構、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三位一體”的疾病預防控制機制,推進防治結合,將疾控體系建設列入深化醫改的重點任務。以黨的十九大報告精神為指引,堅持新時期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應將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目標納入各級政府年度政府工作目標管理,整合社會資源,充分發揮醫療衛生機構現有資源規模效應,建立完善功能互補、協作密切、責權清晰、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新時代公共衛生體系,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優質高效的公共衛生服務。

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對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的構建有較為完善和成熟的經驗。在頂層設計上,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實踐均秉持“以人的健康權益為核心”和“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理念,以保障和促進健康為出發點,以立法的形式明確相關部門或機構的公共衛生職能,從而保證國民的基本健康權利;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行使其職能,制定公共衛生體系所需提供的基本服務內容,并針對本國公共衛生的具體問題和需求提供不同的針對性的公共衛生服務。在公共衛生體系管理上,逐步建立了跨部門、跨區域的管理體制與協調機制;明確以公共財政為主的政府保障責任,同時建立多渠道、可持續的籌資機制;發展分工明確的公共衛生人才隊伍;由政府專項支持,頂層規劃、統一標準,構建整合協同、互聯互通的公共衛生信息系統。

構建醫防結合的衛生服務體系

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充分意識到醫防結合的重要性,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明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管理職責和籌資職責,制定長效投入機制,將公共衛生服務與醫保結合,使醫保由原有的單純購買醫療服務向購買預防、康復等綜合型醫療服務發展。

優化財政投入模式,建立多渠道籌資機制

在公共衛生籌資中,應充分體現政府在公共衛生中的職責,發揮公共財政的作用。可采用調整衛生投入結構的方式,使公共衛生投入占衛生事業經費的比例有所提高,這實際上也有利于政府職能的轉變,即從管醫院、管服務提供,轉變為管居民的衛生服務需求和居民健康,這一思路實際上是許多國家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采納,并將之作為分配衛生投入的重要依據,在強調政府在公共衛生中的作用,同時鼓勵社會捐贈或資助,探索建立多渠道投資機制。

加強公共衛生體系人才隊伍建設

應優化衛生人力結構,建立公共衛生與臨床醫學復合型人才培養機制,防止目前這種公共衛生工作游離于臨床治療以外的情況,體現真正的防治結合,預防為主的衛生工作方針。二級以上醫療機構要設置公共衛生科室和公共衛生醫師崗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要配備公共衛生執業(助理)醫師并具體落實疾控任務,形成分工明確、信息共享、互聯互通的工作機制完善公共衛生服務人員激勵機制,健全相應的薪酬制度,體現工作價值,充分調動人員積極性,提高工作效率,完善績效考核制度。同時吸引高端人才和學科帶頭人,在待遇、科研經費、職稱晉升等方面基于政策傾斜,建立人才培養和人才合力流動機制,進一步健全公共衛生人才培養體系,提高公共衛生人才隊伍整體素質。

完善公共衛生信息化建設

公共衛生信息化是貫徹國家信息化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是落實醫改任務的迫切要求,信息化日益成為更好地解決公共衛生服務需求與服務供給的矛盾,提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能力,提高科學管理水平、衛生服務質量和效率的有力手段。應堅持政府主導,全面統籌,以健康檔案為核心,實現區域衛生系統和共享,建立和完善覆蓋全國的慢病監測系統,全面推廣健康危害因素監測、生命登記監測系統、三級衛生信息平臺等,加強信息安全體系建。同時促進公共衛生大數據的應用,提升信息分析利用能力,以人為本構建智慧型公共衛生體系,促進全民健康保障的公共衛生服務。

完善公共衛生法律體系

法律法規的完善是公共衛生工作的有力保障,雖然目前我國已有眾多衛生相關法律法規,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法的母法一直缺失,2017年12月22日《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草案》已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這是衛生與健康領域第一部基礎性、綜合性的法律,本《草案》的公布是醫療衛生法治建設的重大突破,我國終于有了一部醫療衛生基本法,根本改寫了醫療領域法治不健全的局面,使人民健康有了法治保障,使十九大提出的健康中國戰略有了法治基礎。為建立科學、完備的衛生法治體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來源:《中國公共衛生》雜志;作者:王坤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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